在最近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中国实际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形成一批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正因如此，他特别强调“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指明了方向。很明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些动力源有机衔接并相互叠加在一起，将形成一个能够带动和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总体上看，高质量发展作为对所有经济部门和各个地区的普遍要求，其动力源体系是由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动力源有机耦合形成的整体。从层级看，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四大区域、省域、市域等区域层面，都需要培育形成相应的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这些动力源是推动国家或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从区域看，无论是位于东部地区还是地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各地都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培育形成若干带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从类型看，各地区因发展阶段、功能定位和区情特征不同，其动力源的性质和特征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动力源有机衔接和相互叠加在一起，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如果没有这一动力源体系的强劲支撑，要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将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大体可以从动力、时间和空间等维度来深刻把握其内涵特征。从动力维度来看，任何一个动力源都是多种动力因素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体制改革、开放合作、产业转型、消费升级、空间结构优化等都是形成新动力源的重要因素。这些众多的动力共同构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其中创新无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从时间维度来看，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是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般地讲，新旧动能的划分是相对的。在一个动力源内，通常既会有新动能，也会有旧动能，新旧动能转换就是新动能逐步取代旧动能的过程，这种转换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长期渐进过程。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如果新动能的增量超过旧动能的减量，将会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否则，如果新动能的增量不能弥补旧动能的减量，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也将会导致区域或城市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从空间视角来看，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通常以城镇体系为依托，以现代化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重要载体。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人口和产业活动出现了向优势区域和城镇集中的趋势。现阶段，都市圈和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尤其是，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前期发展阶段，既可以出现在城市群之内，也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群。因此，单纯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并非完全符合客观事实。

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其核心是加快城市动能转换。城市动能转换主要是为城市发展转型提供新的动能，它是推动城市发展转型的主导力量，决定了城市发展转型的成败和质量高低。目前学术界对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研究较多，但对城市动能转换研究相对薄弱，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动能转换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全面加快转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消费升级、智慧化等已经成为引领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然而，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城市新动能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还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发展阶段、基础条件和政府政策的不同，各城市新旧动能转换差异较大，城市发展出现了分化趋势，城市扩张与城市收缩并存。一些城市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抢占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而有些城市尤其是一些传统产业比重较大、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和部分缺乏产业支撑的中小城市，因新旧动能转换乏力，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呈现出收缩态势。

未来构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点。

一是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和都市圈。推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的重要依托。在这一城镇体系中，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承担着重要的综合性中心功能，是各种高端要素和高端产业的集聚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引领、示范和支撑作用。按照其承担的功能定位不同，中心城市可分为全球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地方中心城市四级。这些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尽管承担功能和发挥作用不同，但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动力源，由此形成一个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中心城市体系。其中，全球中心城市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与影响力的顶级城市，通常承担着全球交通运输和信息中心、全球管理控制中心、全球产业发展中心（如科技创新中心、设计中心、时尚中心、金融和专业化服务中心）、全球性文化中心等主要功能。一般地讲，全球中心城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面的因素，而并非单纯是城市自身的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香港、北京、上海将有条件和能力建设成为全球中心城市。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方面，除了天津、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外，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家中心城市的布局，考虑到目前东北地区尚无国家中心城市，可以将沈阳等纳入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建设。同时，要依托那些具备条件的中心城市，以1小时通勤圈为范围，以同城化和高质量发展为重点，规划建设一批高品质的现代化都市圈，着力提高其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使之成为带动全国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二是推动形成现代化的城市群体系。作为都市圈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群不仅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极，也是未来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更是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早在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提出要重点发展19个城市群，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面向两个阶段发展目标，未来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应以全面提升质量、推进一体化和增强可持续性为重点，加快构建世界级、国家级和区域级三级城市群体系，以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源。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日益凸显，未来中国将会涌现出若干个世界级城市群。从中期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有条件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从长远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地理位置居中，交通便利，基础条件优越，发展潜力巨大，也有条件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近年来，在国家实施的区域重大战略中，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均以推进一体化和协同发展为重要任务，其目的在于培育形成能够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区域一体化是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这三大地区应在一体化和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其向区域发展共同体的方向发展。但应该看到，目前三大动力源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未来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也需要培育一批国家级的重要动力源。在城市群内，要依靠城市群协同创新，带动群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优化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和重要支撑，它具有先进性、相对性、引领性、渗透性、不平衡性等基本特征。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无疑具有先进性，具体体现在技术先进性、组织方式先进性、结构和内涵先进性等方面。新质生产力具有相对性，它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质生产力会逐渐转变为传统生产力。无论是传统生产力还是新质生产力都需要科技创新，不能把科技创新等同于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引领性，主要体现为其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驱动和支撑作用。新质生产力还具有不平衡性和渗透性。与一些前沿性科技创新一样，新质生产力一般最先出现在那些具备条件的领域、部门以及那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然后再逐步扩散和渗透到其他相关领域、相关部门和相关地区，最终将全面渗透到各领域、各部门、各地区，从而实现相对均衡。应该看到，在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下，新质生产力的这种全面渗透将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一定时期内新质生产力有可能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要弥补这种市场缺陷，就必须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断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以此促进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在新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

（本文原载《金融评论》2025年第3期）